自2018年12月以来，《巴黎协定》已进入全面实施阶段。专家指出，要实现《巴黎协定》中全球平均气温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的目标，就必须尽快扭转温室气体排放趋势，令其快速下降。但按照各国提出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到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还将处于上升状态，距离2摄氏度控温目标仍有100多亿吨的二氧化碳当量减排缺口。
在《巴黎协定》的基础上，我国提出了自主贡献目标：到2030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的比重提升到20％。到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尽早实现达峰。针对这些目标，专家认为，我国亟待加速能源结构转型，加强节能降碳力度。
我国目前面临着从“高碳到低碳，低碳到无碳”两条腿并行的巨大压力。究其原因，我国还没有完成从高碳能源到低碳能源的第一次能源转型，目前能源消费中60％仍是煤炭，而全球其他主要国家已经完成了由高碳到低碳的转型。因此，现阶段，其他国家的转型目标是进一步提高可再生能源占比，实现由低碳到无碳，而我国是既要实现由高碳到低碳，又要同时实现由低碳到无碳。
对此，要控制能源消费总量，通过能效提升严控煤炭消费量，同时优化能源结构。最理想的能源结构是非化石能源占比50％，天然气占20％－25％，油气占比为35％，煤只占到10％－15％。就我国目前的能源结构来说，无疑还有着巨大差距。
在我国能源低碳转型压力巨大的情况下，目前我国实现能源结构优化还面临着用煤反弹、清洁能源发展缓慢、政策机制不健全等多重挑战。
清洁能源可持续开发能力有限也是我国实现能源结构优化的挑战之一。目前我国能源低碳发展的诸多瓶颈并不在技术，而在于体制本身，目前我国能源的投资回报机制和利益分享机制都存在问题，现阶段必须深化改革。
要实现能源转型，降低煤电利用小时数，就要解决转型成本如何分担、转型措施是否到位、地方财政来源以及是否有足够资金进行青年职工的转型培训等问题。对此，我国能源政策制定和实施应该在能源转型的大框架下去考虑，应符合能源转型的逻辑、方向和要求。
电力转型还需要从市场机制、电力灵活性等方面着手。此外，电力灵活性也不应局限于发电侧。从电源、电网、用户侧以及储能等环节都可以加强灵活性。如果把灵活性作为未来电力系统转型的基石，再辅以储能、需求侧响应等手段，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结构就可以实现。
我国在能源转型方面有后发优势，节能可作为应对低碳绿色发展的最大战略。随着技术进步不断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提高能效是未来30年内中国绿色转型低碳的主战场。节能提高能效，扩大非化石能源使用量的领域，会提供新的税收来源和新的就业机会以及新的商机。绿色低碳能源体系应该是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或者是现代化的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