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FIT到FIP
福岛核事故后，日本对所有能源需求都开始快速增加，可再生能源也不例外。
2012 年，日本引入了可再生能源上网电价（FIT）机制，可再生能源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FIT用高于其他电力的价格购买可再生能源发电，固然增加了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的数量、推广了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
例如，有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没有发电就获得补贴；用户承担了过多的额外成本（2021财年，可再生能源电力额外成本高达2.7万亿日元）；电力系统平衡成本增加等等
2022年4月，日本开始启动全新的FIP（Feed-in Premium）制度。与固定价格购电的FIT制度不同，该制度在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在批发市场售电时，在售电价格上附加一定的溢价（补贴额度），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引进。
在现行的FIT制度下，电力公司购买可再生电力的每1kWh的单价（采购价格）是固定的。这个“标准价格”是根据有效供应可再生电力所需的成本，并考虑到各种情况而预先设定的。在实行FIP制度之初，这一参考价格将与FIT制度下的采购价格设定在同一水平。
同时，也确定了一个“参考价”。“参考价”是发电企业从市场交易等方面可以预期的收益数额，参考价与市场价挂钩，并按月重置。
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将此“基本价格”和“参考价格”之间的差额作为“溢价”收取。换句话说，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将获得售电价格加上溢价的总和作为收入。此外，由于保费会根据参考价格等的波动而变化，因此每个月都会以相同的方式更新。
在FIP制度下，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需要对发电出力进行提前预测，并定期与实际发电出力进行比对。如果存在差异不平衡，那么可再生能源发电公司必须支付成本来填补差异。这一成本支出在FIT制度下是不存在的。
在FIP制度初期，政府会对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平衡成本进行补贴，从2022年开始逐渐减少。
日本政府希望新的制度能够更大规模地刺激可再生能源发展，同时尽可能考虑电网平衡。按照日本政府第六次能源战略规划，2030年的（非水）可再生能源电力将占到总发电的22%-24%。
这也引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日本《能源战略规划》”。相比于GX战略，《能源战略规划》显然对于日本能源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GX由岸田内阁提出，如果第二天岸田下台，这一计划自然也会被扔进废纸堆中。
而能源战略规划是日本政府每3年都会审查（必要时修订）的宏观政策导向性文件。从《能源战略规划》中，我们可以发掘出日本政府对能源政策的核心诉求与态度。
现实的政府
2021年是日本政府第6次公布《能源战略规划》。这一版本的规划是在2018年基础上进行修订的。这两个版本最大的区别就是2020年日本首相菅义伟提出了2050年碳中和目标，并在2021年5月（早于《能源战略规划》发布）在参议院立法通过。
尽管如此，在两个版本的《能源战略规划》中，日本政府都强调了“3E+S”的基本方针。
3E，即Energy、Efficient、Environment（能源供应稳定、提高经济效率、适应环境）；S是Security（能源安全）。
这实质上就是能源不可能三角的另一种阐述。
在《能源战略规划》中有关碳中和的章节，提到了电力部门、非电力部门及其他工业领域的碳中和方式。
电力部门的脱碳主要依靠可再生能源发电、核电、氢/氨的使用、CCUS等技术；非电力部门要依靠电气化，难以电气化的部门则要依靠氢、合成燃料等技术；至于工业领域，《能源战略规划》直言“不进行剧烈变革，难以应对”，并以钢铁举例，必须进行氢的大规模应用。
字里行间都看得出来，日本政府在竭力保持能源安全和转型之间的平衡。而这种现实主义态度在2030年的电力结构目标中体现的最为明显。
2030年电力结构：氢能1%、可再生能源（包含水电）36%~38%、核电20%~22%、天然气20%、煤炭19%、石油2%
与2015年的《能源战略规划》相比，日本提高了在节能方面的目标，总电力消费量从10650亿千瓦时降低到了10240亿千瓦时。具体电源结构方面，可再生能源的目标大幅度提高，降低了天然气和煤炭发电量的比例。
而核电的比例，从2015年到2021年，日本政府从来没有变化过。
避不开的核电
以上这些内容看完，其实我们已经可以理解为什么日本政府自始至终都对核电心心念念了。
面对如此之高的能源对外依存度，又要同时保障能源安全稳定、经济、环保，日本政府除了选择重启核电不可能有更多选择了。化石能源不仅不环保，而且对日本来说很不“安全稳定”，至于可再生能源，没有哪个国家敢说现在能保障安全稳定和经济兼顾。
根据GX计划，日本核电站“原则上运行40年，最多可以延长运行20年”。显然，日本政府是觉得延长核电站寿命要比新建核电站快速而且便宜的多。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截至目前还没有哪个核电站的商业运行超过了60年。
此外，GX计划还提出了用轻水反应堆、小型核反应堆和核聚变等新技术取代老化的核设施。有机构测算，即使到2050年核能仅占日本电力的10%，也可能需要建造10多个新反应堆。
根据日经新闻最新的民意调查，53%的日本人支持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重启反应堆——这是十多年来首次获得多数人支持。但严格的安全法规、核监管机构的检查和公民针对反应堆的集体诉讼阻碍了福岛事故后恢复核电的预期步伐。即使公众舆论可能正在发生变化，这些瓶颈仍然存在。
日本可再生能源研究所认为，即使重启所有现有核电站，也不太可能实现2030财年提供20-22%电力的目标。考虑到电力企业安全检查反应滞后、电力企业丑闻不断、地方政府审批困难、诉讼风险等因素，2030年核电供电量将达到10%左右。
2020财年，日本温室气体排放约为11.5亿吨，其中40%来自于电力、炼化等能源部门。显然，电力和能源部门的脱碳会是日本碳中和最主要的过程，也是最艰难的一步。
既没有化石能源、风光资源也不富集，日本的低碳选择在世界主要国家里可以说是最小的。这倒是延续了其在化石能源时代的境遇。
发展核电本该是日本上下高度一致的共识，但福岛改变了一切。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当政期间坚决支持核电发展，如今也已经全面转投反核阵营。
在一众日本政治人物中，像岸田文雄这样坚决支持核电的还有一位，那就是已经成为山上彻也枪下之鬼的安倍晋三。
2016年，在311大地震和福岛核事故的5周年的关口，时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说：“匮乏资源的日本不能没有核能。”
如今距离福岛事故12年过去了，日本能源兜兜转转又回到了福岛核事故发生前，一切仿佛重新开始了。
原文标题 : 福岛事故12年，日本回到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