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环境的一部分，大多数人很难做超越自己环境的事。
——贾樟柯
作者 ｜ 阿空
编辑｜齐马
商隐社研究团队商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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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最近成了大热门。地缘博弈、天灾外加北半球渐渐逼近的寒冬，让煤炭需求大涨，其价格也随之被引爆。
这几天，在一片哀号的A股，煤炭板块几乎一枝独秀，呼应了当下全球的能源局势。
而拥有总储量270亿吨煤矿、掌握印度三成以上煤炭进口业务的印度“煤老板”阿达尼，则成为“被当下选中的人”，一举超过农夫山泉董事长钟睒睒，成为亚洲新任首富，在全球也仅次于马斯克、贝佐斯。
煤炭再次成为“黑金”，全球煤老板、能源炒家都为之癫狂。
但这里面，鲜有中国煤老板的身影，他们销声匿迹很久了，还停留在人们形容“暴富”时的语境中。
十年前的2012年，中国煤老板在大规模的煤炭企业重组中谢幕，当时他们称自己是“中国最后一批煤老板”。
他们上演了最多暴富的故事，人虽离场，但钱还在市场运作，经过资本市场的几轮翻涌，洗掉煤渣味，换了样貌。
煤老板各自的命运也出现了分化，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拿着先前赚的钱隐匿江湖；一类为偿还早年恶果坐了牢；还有一类则在进行现代资产转型。
1因何而富？
多年以后，回忆起富起来的经历，一位煤老板说，好像是从刚刚过了20世纪才开始的，来拉煤的车队排成了长龙，先是100元一吨，人们不停地买，涨到105元一吨，人们还是不停地买，于是继续5元5元地上涨。
他说自己就像漂在水中的船，突然有一天，发现水涨起来了，船可以出海了。
至于为什么，他说不清。
中国煤老板最早感受到财富飞涨，与“暴富”扯上关系，确实是在20年前的20世纪出头。
当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外贸对经济产生了强劲拉动。与此同时，国内的房地产热浪成为内需第一动力，几乎与“煤老板”声量相当的“温州炒房团”正是诞生于那一时期。
“中国制造”与房地产，直接营造出一个内外俱旺、无比繁荣的经济景象。
大变革年代，中国能源领域也在紧锣密鼓地往市场化推进。2002年1月，国家取消了电煤指导价，实行市场化运作，煤炭价格开始上涨。
2003年上半年的“非典”虽带来了恐惧和部分地区的“静默”，但并没有打乱中国经济昂扬向上的增长节奏，当年的中国经济竟然没有因为这波疫情受到太大影响。与经济持续增长相映衬的是，各行业尤其是钢铁、化肥、水泥等重工业对上游能源的空前饥渴。
那一年，全国爆发了大规模的电荒，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等用电大省，甚至包括煤炭资源丰富的山西省，均不断出现拉闸限电的尴尬，多数电厂储煤支撑不了3天。
很多工厂叫苦不迭；一些县市的商场到了晚上只能点起蜡烛接待顾客；上海政府号召市民将空调温度调高一度；蜡烛经常卖到脱销，成为居民家中必备物品。
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
能源需求的猛增，进一步刺激了煤炭价格上扬。
一个细节是，时任浙江省省长吕祖善亲自率领11个市的市长和大型能源企业的老总，北上山西、内蒙古，为燃煤之急求解招数。
一些大型火电企业为此更是奇招迭出，有的厂甚至倾巢出动，派出去的人干脆长驻煤矿，或者长驻铁路部门，目的只有一个：抢煤！
那时煤炭价格按小时算，这一小时和下一小时的价格都不一样。山西的一名煤老板上山拉煤，碰上突击检查，十几辆车等了一天一夜才得以通行。就这一夜间，煤价涨了两成，他因此多赚不少。
一位山西煤矿主回忆，疯狂的时候，电厂和洗煤厂的人用蛇皮袋背着现金到矿厂排队交钱买煤，动作稍微慢一点，就排不上号。
一般来说，当时一吨煤的成本基本是固定的，大约400元。如果按照最高煤价1400元算，一吨煤的毛收入为1000元，再减去每销售100元要上缴20％的增值税共计200元，一吨煤的净利可达800元。
也就是说，如果设计一个年产30万吨级的煤矿，一年纯收入可达3个亿。在这诱人的利益推动下，挖坑几近疯狂。
煤老板们一朝翻身。
他们在十年前通常不被人瞧得起，煤炭价格低廉，去包煤矿被认为是走投无路的做法。
一代“煤王”姚巨货近50岁时下海搞煤炭运输，就是因为家里一贫如洗，老母患癌、妻子患肺结核，家里还有6个孩子要养，才索性辞掉公职干起了煤炭生意。
遭受98年亚洲金融危机重创后，对外出口大幅下滑，煤炭价格跌至谷底，又苦又累不赚钱的煤炭行业更令所有人避之不及。有人形容当时的情况是，给村主任送一条红塔山香烟，便能拿下一座煤矿。
“煤老板”的叫法也是大概2005年才有的。
当时山西发力引进外地资本投资山西煤炭，促进煤炭企业产权和股权的多样化，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私人煤矿主，之前都是挂靠在村镇名下。
其实，“煤老板”只是对从煤炭生产和运输过程中获得暴利者的一个笼统称呼。一个矿上的领导层可以分为“投资商－实际操作者－生产组织者”三级。
投资商大多来自浙江、北京、山东等地，一般只负责出钱，浙江投资者中又以温州人居多。
实际的操作者大多是本地人，在地方上有广泛的人脉关系，负责各方协调。他们和投资者之间是承包关系，给投资者固定的回报。
再下面一级才是具体的生产组织者，承包某个矿井，组织民工生产。
在这样的链条中，没有企业，更没有企业家，有的只是资源的“搬运者”——在承包期内获得最大的利益，然后抽身而去。
